2023年10月17日晚上，我所主办的“表里山河·科史论坛”第50期开讲。北京科技大学熊卫民教授受邀作了题为《医药领域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以“鸡血疗法”的研发为例》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我所厚宇德教授主持。熊卫民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现代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当代科技史研究史研究会理事。

本次讲座围绕1967年中国的“打鸡血运动”这一现象展开阐述，分为问题提出、事件阐述、总结讨论三个部分。

首先，熊卫民教授就1967年中国出现的“打鸡血运动”进行简要概括，并针对这一事件提出相关问题：“人和人之间输血都需要非常慎重，把鲜鸡血往人身上打，不但无害，还真能有包治百病、壮阳健身、延年益寿之类的功能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研发史上一个较早的课题，‘鸡血疗法’的研究过程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研究结果如何？”“产生了什么影响”“能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其次，根据上述问题，熊卫民教授对“打鸡血运动”的事件起因背景、经过、结果进行整体阐述。1967年中国“打鸡血运动”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全国开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有关。该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技术革新阶段”、“技术革命阶段”、“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阶段”。具体到医药领域，在由上而下的推动下，各类诸如“批判西医观点”、“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等口号以及“柳枝接骨”、“慢病快治”等疗法应运而出。“打鸡血疗法”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打鸡血运动”经历提出、立项、实验、推广、专家审议、叫停六个阶段。最开始的提出、立项阶段主要与两个人物有关：俞昌时、曾光叔。前者受当时国家正在推行的“组织疗法”的启发，发明了鸡血疗法，并于1959年5月进行公开展示。后者于时任上海静安区区委副书记季梅先在调查之后明确鸡血疗法存在较高风险的前提下依旧决定支持相关研究。1959年7月“鸡血疗法”研究立项，并对家兔和白鼠进行相应的动物实验。熊卫民教授和其合作者张雲涵认为该研究存在样本量过少、试验周期过短、缺乏对照组，实验数据不全、效果不显著的缺陷，不能作为检验合格的依据。后续项目组在通过草率的临床实验之后，不顾实验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反应问题，将“鸡血疗法”向社会全面推广。直至1965年，群众“打鸡血”现象向西安市蔓延，陕西省卫生厅向卫生部做出报告，卫生部在指示陕西省卫生厅制止乱象的同时，要求上海市卫生局彻查此事。1965年6月12日，针对卫生部的调查指示，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议，专家组得出“鲜鸡血不安全，不建议临床使用”的意见。1865年7月23日，卫生部向全国直属卫生部门和医药科研单位下发《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至此“鸡血疗法”被官方否定，“打鸡血运动”也逐渐消失。

最后，熊卫民教授对这一事件进行总结讨论。讨论主要针对三个方面。其一为针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讨论。根据学者田孙的定义，即“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以及俞昌时的特质，熊卫民教授认为他就是民间科学爱好者。其二为针对民间的“神奇发现”得到正规研究机构研究的讨论。关于季、曾支持鸡血疗法研究并亲自上阵的可能原因，熊卫民教授认为除了“鸡血疗法”本身的研究价值即：其既有中医成分，又有”苏联先进新医学“的成分，初步结果显示对某些病有一定疗效，可能成为“祖国新医学”中的奇葩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当时“技术革命”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三为针对“科学研究道路”的讨论。在“科学研究道路”这一问题上，熊教授认为“鸡血疗法”以及“打鸡血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科研是一个门槛很高的活动，该由科学家主导，以受过严格训练的科研人员、研究生为主力。

在互动环节，熊卫民教授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案例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口述史研究实践，针对现场师生的提问给予了逐一解答，并对如何做好口述科技史给出了细致的建议。整场报告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康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