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8日，“表里山河·科史论坛”第103期举办。上海交通大学长聘副教授关瑜桢应邀作题为《古代两河流域对希腊化科学“亚历山大”模式的影响》的学术报告。范丽媛讲师主持。

讲座伊始，关瑜桢副教授介绍了弗洛里斯·科恩对科学革命前西方存在的三种自然认识形式：雅典模式、亚历山大模式和精确观察模式，特别是亚历山大模式表现为“抽象的-数学的”方法，运用数和形作为计算单元，其目标为描述和证明而非解释。他特别强调，亚历山大模式并非仅限于欧几里得式，还包括其他模式。

其次，关瑜桢副教授还讨论了亚历山大模式的产生背景和具体形式。亚历山大模式是在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呈现出欧几里得和托勒密两种形式。其中，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证明结构与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思想存在紧密联系，而托勒密的《至大论》则构建了一个以数学和几何为基础的模型。为确保该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精确的观测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撑，天文日志中的周期数据和系统性观测记录，为模型参数的修正提供了关键依据，体现了经验和系统观察在模型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关瑜桢副教授进而分析了亚历山大时期产生自然认识形式的原因。从研究场所与模式看，与古典希腊时期自下而上、由个体组成群体开展自然哲学研究的模式不同，亚历山大时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研究体制，图书馆纷纷建立，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从《至大论》的天文学知识来源看，其既汲取了古典希腊世界的智慧，又融入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经验和实践特色。

最后，关瑜桢副教授结合对《至大论》和研究机构的论述，阐明了托勒密式的亚历山大模式受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影响，强调了经验和实践的重要性。在经验方面，主要体现在天象观测和天象记录上；在实践方面，则是通过持续记录，并在经验累积的基础上，运用抽象的数学方法，最终形成了《至大论》的数理科学体系。

撰  稿：李   静、周   倩

责  编：王   坚

二  审：彭   鹏

三  审：赵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