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武晓媛）

围绕刘远明编著的《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这本书，我们展开了今天读书会的主题讨论。本书侧重于医疗体制层面的问题，主要探讨了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内外动因，近代西医体制的基本特征及其移植中国的过程与样式，西医体制的本土化及国家医疗卫生体制的构建三个方面的问题。共分为九章内容。其中最后四章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作者重点研究了中国的民间社会、医学团体和国家政府在推动西医体制本土化方面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其主要观点：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与西方世界接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受权力机构的推动通过本书框架结构的把握及阅读，结合本期主讲人对本书的剖析，我认为作者过分突出国家权力在西医东渐中的作用，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不禁使我想到杨念群《再造“病人”》及其相关研究的内容，就两位学者的研究作一简单比较。

杨念群在其《疫病、空间与身份建构》一文中，以突出西方医疗空间简言之即医院，在中国地方社会的确立过程，突出了“地方感”参与的重要性。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重点论述了中国人如何接受原本较为陌生的西方医疗空间。作者认为，中国民众接受的西方医院并非完全受精英知识论和国家权力干预的支配，而是中国的地方传统与西方的医疗空间在多方面达于妥协的结果。中国的医疗空间与西式的医疗空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这样的论断有别于刘远明《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中唯国家权力中心说，而将视角转向了地方社会，突出其重要性。当然，杨念群也认识到：关于近代中国人如何接受西方医疗与保健体系，国内传统医学史的权威看法基本上秉承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式的分析框架，并指出这套架构概括起来大致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本认定西方医疗与保健体系是广泛波及全球的现代化扩张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对医院组织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被动认同只不过是诸多“冲击-回应”大潮中溅起的一朵小浪花而已；二是中国人对医疗空间的接纳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化操作行为，其具体表现特征是：近代受西学影响的新知识阶层通过一种“知识论”式的建构过程，由上而下地直接强行推导出医疗制度的变迁图景。而下层医疗制度的变迁仿佛理所当然地可由新型知识群体设计的思想脉络中延伸出来，构成一体化的变革范式。这套框架还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基本上是由上层精英变革话语经由国家系统运作向下层展开，变革在国家制度中的体现大体上是与知识精英的话语相叠合的，不难想象，这种观察实际上把基本社会中普通百姓对外来事物的接受策略和变通取向完全摒弃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干脆把普通百姓对医疗空间的认知方式混同于知识阶层的言述策略，从而先验地认定了二者的同一性质。

但是，杨念群明确说明，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制度与经营话语的导向无疑占据着知识生产和制度建设的主导地位，近代知识推导出的制度力量也不能说不起着相当强势的支配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从基层社会的角度观察普通百姓如何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从医院体系为代表的西式医疗空间，也许他们所依据的理由恰恰与知识精英设计推导出的自足性空间、观念有相当大的歧义性。具体言之，基层社会有可能凭恃自身独有的价值判断、意识趣味、认知取向去审视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存在与拓展，这种都有感觉与认知体系，就是空间社会学说的“地方感”的认同现象，按照新人文地理学的看法，对于基层的民众来说，地方绝不仅仅是知识精英在意审视和操作的客体，它被每一个个体体现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

杨念群在《疫病、空间与身份建构》一文中所要论证的是，基层民众由于大多秉持传统的“地方感”意识，他们在接受西式医疗空间时不一定完全受上层知识论推导出的变革策略支配，他们之所以认可西方医学及其治疗系统，可能恰恰认为，这一外来事物之所以“地方感”中包含的价值理念有相当吻合或至少不相冲突之处。同时西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基层社会中立足生根，也恰恰在于多方面迎合了中国民众“地方感”结构中的价值判断与心理取向。

通过这两本书的比较，我更赞同杨念群的观点，结合这些年来史学研究的趋向---微观史学朝向，我们在开展研究中应重视坚持“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尽量避免宏大叙事。将史学研究方法更好地用于科学史的研究过程中，这是因为科学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晓媛

201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