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科学史方法论讲演录》（张宇羚）

本周五我和袁紫玉同学做了有关席文的读书报告会，经过两周的的准备和多次讨论，我们基本上将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和观点做了说明，在讨论中，还有些问题由于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无法解答，现作一补充说明。

赵飞博士所提之席文学术源流问题，张志会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一篇文章曾经言及这个问题，《科技史治学之路———美国科学史家席文教授访谈记》，席文是因为在高中毕业后在麻省理工院读大学时对对历史，文学，艺术产生兴趣，后来在部队度过五年时光，在陆军军官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其最开始是为了学校希望培训学生来翻译囚犯的话，或者为监狱内狱警与囚犯的沟通、协调过程中提供翻译。所以有了中文的语言与基础，席文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后来在哈佛科学史就读时就选了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方向。在师承关系上，席文的老师是科恩，学生是本杰明·艾尔曼，艾尔曼以对中国明清学术潮流特有的敏感,揭示了往往为专门科学史家所忽视的中国文人在思想和认知领域的一些潜在特征,对从事中国思想史和科技史的学者有着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范丽媛的问题：在耶稣会士到达之前,中国文人对自然的穷究和对已知未知的界定是以“格物”和“致知”为主要方式的。在明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眼中,中国人的“格物”类似于欧洲人的高雅之学(sicen-ita）即哲学、神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所以范同学的主要问题可能是没有搞清楚科学的概念。在我给她的回答中，没有指出这一点。我更多是结合本次讨论会的主体，以文化簇的观念回答她，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希望她能在收集文献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误区。“授之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想这才是这本书真正交给我们的东西。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今后，无论是继续上学还是当老师，我想我都会以此要求自己，对待问题不卑不亢，问问题不饶弯，回答问题不拖拉，言必有物。

在讨论中,选题的“问题意识”，分析历史“二分法”，研究时如何破除心中对历史的“预设”，这些问题在会上被反复讨论，尽管理念和方法对于一项研究的深度和水准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对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理念的转变才能问出新的问题，才能扩展研究的范围。这两天参加科学社会学会，发现学哲学的人对定义理论特别热衷，在历史研究中好像没有这种现象，即便本科的考试时名词解释也不会考什么是微观史，什么是计量史，它只会问什么是甲午战争？什么是七七事变？所以我在回答马越博士的问题时候想了很多，为什么理论在不断发展？为什么我们要热衷与于热点问题？学术研究真的像时尚一样，这几年流行什么，过两年流行什么吗？北大的张大庆在全球视野下中西对话中说医学史研究的“转来转去”问题，医学史真的在转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只有旧的观念下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了，发现不了问题了，才会从根上重新思考，所以科学史研究才有思想史，社会史现在倡导的文化史转向。“史”都无定法，科学史怎么可能有方法？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记事讲故事，外国人才思考理论，科学史由于其源于西方，所以在研究中国科学史时才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中国历史的研究传统不适用，西方的也不适用，很尴尬。就集中于我想研究的身体史研究，西方的理论都是后现代的色彩很严重，女性身体女性解放色彩太浓重，身体研究往往成了对于身体器官的研究，根本不适合中国身体史研究，生搬硬套很蹩脚。

讨论会结关于破除历史的预设，这个其实很难做到，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一个开拓创新与严谨求实的有机结合，有些同学历史人物定位时遇到问题，历史有复杂的原因和面相，所以给历史人物扣帽子是比较危险的做法，而且在判定它值不值得研究时也是一个内心的取量。在总结问题时，姚老师说的一点我印象影响深刻，很多论文做的工作还是最简单的分类，论文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把淹没在尘埃中的史料拎出来，分类装了一遍。以前学历史的时候，觉得只要是没研究过得，肯定是好的，发现了别人没有的史料，就是这篇文章的价值。本科论文写时，很多同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提出一个观点找论据，然后只用对自己研究有利的论据，不然这篇论文就没法写了，老师也“网开一面”，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总方法是很不负责的。直到研究生阶段，才真正明白做学术，首先要做人，虽然一些片面的论据，不是错的，也没有人去关心，也没有人会发现，但是这样的论文写出来，多少应该自我谴责吧？

总之，这次讨论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对自己可以研究的点非常关心，对别人的研究方法很好奇，实际上我最大的感受是看别的论文，看别人的方法没有用，因为问题不一样，自己的方法只能自己找。

张宇羚

2016.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