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9日，我所主办的表里山河·科史论坛第43期开讲，内蒙古师范大学姜红军副教授作了题为《翻译与会通：以晚清伍光建<物理学>中的实验知识为考察中心》的学术报告。姜红军现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物理学史、中西科技交流史。本次报告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平台举行，我所彭鹏副教授主持。

报告以伍光建《物理学》中实验知识的翻译实践为案例，考察了两种不同研究风格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实现会通的。姜红军副教授首先分析了伍光建《物理学》的实验特点，然后以科学参照系和理学参照系分别分析了原著作者与译者实验认知的差距和译者对核心概念“理”和“实验”的理解与重构，最后，考察了译者如何实现两种不同研究风格的知识体系的会通模式。

报告伊始，姜副教授简要介绍了时代背景、伍光建的学术经历、选择伍光建《物理学》的理由与该底本的来源。底本阿特金森《物理学》具有丰富的实验内容，伍光建在翻译过程中继承了该底本的部分仪器与实验，但在编排形式上做了适当调整。对该译本，姜副教授做出如下具体分析：

一、伍光建《物理学》的翻译特点：

伍光建在翻译中删除了定量科学实验，保留了演示实验，并且在调换临界温度的定义之前使实验性质与功能产生变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数据离散化，使译文的完整度和精度降低。此外，在实验翻译中，译者将测量仪器与测量技巧删除，但尤为重视教学演示实验与仪器，并且在机器知识翻译中译者更关注机器原理的解释。对“Experiment”一词的翻译蕴含了译者对实验的理解，译者的“Experiment”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指代物理中对“理”验证同时包含教学演示实验，在含义上来讲与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Experiment”没有关系。

二、科学参照系下实验翻译的特征分析

对于实验认知的比较，阿特金森的著作是以近代实验科学的学术交流模式传播物理学，包含“发现语境”与“辩护语境”两类知识，是科学交流规范的一部分，是科学发现语境的叙述。而伍光建的翻译抛弃与科学实验相关思想、仪器和技能，只保留了“辩护语境”知识，叙述强化静态知识“理”的确信。译者掩盖了知识产生的逻辑行程，使实验概念变得狭窄。这一改变使知识的标准降低，从服务于“做到”变为“知道”的标准，失去了科学方法的价值。

对于实验数据的比较，姜副教授指出，原著高精度的数据对进一步研究有很好的参考性，原著侧重于科学实验的开展与规律的归纳，而译著则更偏向于“法” 的有效性验证，通过译者的翻译失去了方法论的价值，实验数据脱离了知识发现的“动态”变为确认方法有效性的“静态”结果。

对于仪器认识的比较，阿特金森根据英国仪器的发展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关注仪器学术价值、教学与应用等多个价值，而伍光建译著中仪器只服务于教学演示或原理解释的辅助工具，使读者相信“理”的存在，在译著中仪器价值单一化，只保留了教学价值。

三、儒学参照系下实验翻译现象的解释

姜副教授指出，科学和儒学是两种完全独立的知识体系，具有不同的研究风格，物理学的翻译是二者会通的过程，在儒学参照系下重新审视译著内容，产生以下新认识：

伍光建所翻译的“理”都是绝对的“理”——非常确定的自然规律，因此他删除了与科学实验相关的所有要素（如：统计型规律，物理模型思想，仪器操作）。其次，该“理”的内涵认识也与原著不同，译者的“理”既包含人事也包含自然规律，在概念上扩大了自然科学“理”的范围。从先入之见的角度来看，译者的研究风格更接近于“理”。

理学中的“格物”是个体获得知识融入学术体系的接口，在理学治学体系中“知”服务于“德”，理学中求知(获得“理”)的途径有读书、格物(格致)等多种途径。获得知识的方法是读书然后反求诸己，通过内省获得真知，这种思维方式强调新的内推作用，忽视实际测量作用，与物理学的实证思想截然不同。理学的框架下，理在人心，不需要科学实验方法解释，因此，与之相应的物理学更新资源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翻译过程中的删除历史语境、实验介绍与仪器操作等信息的行为便可以理解。物理学“发现语境”的资源在译著中没有方法论的价值。

伍光建对“试验”的认识中，从理学角度来看，在获得知识的方式上，实验为理学的论证提供了新手段，从论证模式来看，实验在两个不同的治学体系中的角色不同，在验证的意义上译者建构了实验的概念，将科学中的“Experiment”同化为“验实”。从物理学角度来看译者“试验”(或“实验”)概念窄化了“Experiment”的内涵，但从理学角度来看，物理学演示实验为理学“验实”增加新手段。

四、结论

姜副教授通过“科学”和“儒学”两种不同的角度对译者翻译过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翻译过程中的会通是以译者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进行选择、排斥与建构的过程。伍光建的实验翻译考察表明，两种不同风格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严格意义的“不可通约”，在适当层面上采取相应策略可以融合，而且这种融合背后渗透着译者个人思想。伍光建的“格致”概念既有科学的属性，也有理学的属性。

第二，实验概念内涵窄化形象变形。译著中排斥了所有方法论意义的知识，选择理解自然和预测自然的自然规律以及与之相应教学演示实验。与当时实验科学前沿相比，晚清学子通过译者得到的近代科学的实验形象严重变形，实验概念的内涵被窄化，失去了方法论价值，损失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特征。使中国人接受的物理学知识标准，从“做到”降低为“知道”。

第三，物理学有“理学化”的倾向。从理学角度看，会通是由重新建构理学的核心概念得以实现，译著中的实验已经剥离了“Experiment”的科学方法与技能方面的价值，只保留了教学演示功能成为理学“验实”的新手段；晚清时期传入的物理学有“理学化”的倾向，伍光建的格致仍然属于理学的风格；经过对理学概念的重构，译者将理学与物理学融合，强化了理学“理”对外在自然的认识能力，同时获得了“验实”理学“理”的新模式——“试验”。

第四，采用双层体用关系的会通模式。第一层“体用”关系为中体西用，以理学为体以物理学为用，是强制性的；第二层“体用”关系是以格致为体，以技术为用是伍光建更为个人的自觉表现。这两层体用关系的综合效果导致近代物理学的两个特征——实验和应用，被排斥在译著之外。伍光建的中体西用思想已经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面提升到“理”的层面，从技术层面上升到的“理”的层面是科学的地位在儒学中的一次提升，这是伍光建《物理学》体用汇通模式的积极意义所在。最后，姜红军副教授总结道：“没有事实不渗透着理论，没有理论不是社会建构的。”

报告结尾，参会师生踊跃发言，积极地与姜副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撰稿人：宫沛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