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2日下午，山西大学120周年校庆“科技史系列讲座”第37期开讲，湖南师范大学易显飞教授作了题为《“技术—人文”视阈下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学术报告。易显飞教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长沙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湖南省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近年来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方面的教学、科研与研究生指导工作。本次报告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平台举行，由我所副所长赵云波教授主持。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发生与发展，让人类走上了“深度科技化”之路，重塑了“人-技术”的关系，同时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某种新的不确定性及巨大的人文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易显飞教授主要介绍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界定、类型与特征

易显飞教授介绍到，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相关概念界定始于1998年，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过界定。易教授对新兴“人类增强”的界定是由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新兴科学协同组合、交叉融合发展的新的技术范式，即“NBIC会聚技术”范式，其可以分为医药技术型、基因工程型、纳米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植入技术型、复合控制型等类型。这些技术类型随着NBIC会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技术“升级”和“反转”的趋势，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后技术时代”。接着易显飞教授对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基本特征作了介绍，包括前提的预设性特征（预防、增强与治疗的界限），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功能的逾越性特征，工具的植入性特征，技术的“会聚性”特征，人的深度科技化特征。

二、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人文价值

对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人文价值，考虑到其“积极”与“消极”响应同时并存，可以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中分析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正向人文价值”与“负向人文价值”。

正向人文价值是指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者对HET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这是突破人体局限性的一种必要手段，可延展人的各项能力甚至塑造新的能力从而造就“完美人”。负向人文价值是指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保守主义”者则对HET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这类技术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面临被挑战甚至摧毁的可能性，并形成某种新的“技术恐惧”，因而呼吁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保持足够克制，且主张进一步加强技术风险的评估。

三、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存在的主要“人文问题”

易显飞教授指出了当今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存在九个重大“人文问题”，即关于什么是“人”的行而上学问题（技术人、自然人）、关于“人性”与人的尊严问题、人格统一性问题、人的认知进化与退化问题、道德的工具化与趋同化问题、情感的真实性与同质化问题、增强技术使用导致的自主性与自主权的问题、增强技术使用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增强与未增强的差异）、增强技术使用的健康与安全问题（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并对这些问题作了具体介绍。

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人文矫正

易显飞教授谈到，人类增强在给我们带来价值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人文风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新兴技术不确定状态下，他提出了以下举措。一、要加强增强技术创新主题“人文责任”意识培养。二、不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促使技术使用主题对技术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应进行审慎地人文考量。三、建立合理的社会舆论环境，引导公众对增强技术形成正确的人文认知。四、创新政府技术风险治理模式，政府有关部门针对增强技术建立完善的监督、监管体系。五、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文规范，从社会控制层面展开人文评估，对于不同类型的增强技术，应进行“差异性发展”。

随后，易显飞教授进行了总结，与传统增强技术完全不同的包括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身体增强等在内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使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但鉴于其现存或潜在的各种人文风险，我们应以一定的人文标准作为参考系，合理引导人类增强技术朝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方向发展，真正造福人类。

讲座结束后，我所师生与易老师就相关问题开展了交流。赵云波教授从中国古代“物之不齐、物之性也”的角度提出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最新进展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正面增强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需要关注和反思的问题，认为易老师的研究站在科学前沿、理论前沿，给出了很好的解读思路。博士研究生张琪同学就人的存在本应有自然和社会的属性，但由于技术的介入，尤其未来伴随人类增强技术的的发展，我们所理解的技术社会当中的“人”，还是传统的“人”的概念吗？在一种新技术裹挟的身体形态下，技术化存在的人也成为技术的载体，在这样背景中的人文概念主体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说的技术回归人文和人文主义，是否应该有新的定义？对此，易老师一一做了专业解答。

撰稿人：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