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3日下午，我所主办的“表里山河·科史论坛”第49期开讲，北京大学周程教授受邀作了题为《STS视域下的霍乱致病因之争》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邓蕊教授主持。周程教授是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生院交叉科学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室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应用伦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曾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兼职讲师，早稻田大学留学中心客座准教授，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社会史、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

本次讲座，周程教授首先谈到了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两所百年老校的渊源，并提出了内外史要结合起来研究，科技史研究者更要将科技变量引入历史研究，要站在科技与社会交互的视角下看待霍乱的致病因。周程教授从四个方面阐释了STS视域下的霍乱致病因之争，由英国和德国的国际竞争关系入手，介绍了霍乱致病因争端的历史背景，由此引出了关于霍乱的研究。

一、苏伊士运河与霍乱检疫

周程教授对霍乱和霍乱弧菌进行了简单的解释，霍乱是由于摄入体内的水或者食物受到了霍乱弧菌的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它发病急，传播快，致死率高，和鼠疫一道被列为甲类传染病。霍乱弧菌耐低温，耐碱。在自然情况下，动物不会感染霍乱，人类是霍乱弧菌的唯一易感者。霍乱弧菌不侵入肠上皮细胞和肠腺，也不侵入血流，故在人体血液中检查不到霍乱弧菌。霍乱原本只是印度的地方病，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加速人口集中和人口流动，也渐渐在西方流行起来。

周程教授以苏伊士运河为切入点，详细梳理了英德两国之间以及整个欧洲的竞争关系。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随着通行船只的增加，运河变得越来越拥堵，于是英国于1883年计划在现有河道旁边再开凿一条运河，但同年霍乱就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爆发。由此，欧陆各国和奥斯曼帝国纷纷拒绝埃及和英国货船停靠本国港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有必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霍乱向埃及域外蔓延，将其对英国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损害减到最小。

在梳理完苏伊士运河的检疫之争后，周程教授将微生物致病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阐述。微生物致病说的提出与两位产生过激烈争执的科学家的研究贡献密不可分，一位是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另一位是德国的罗伯特·科赫。

巴斯德的研究显示微生物会导致动物患病。1870年，巴斯德在《蚕病研究》中明确指出：蚕软化病与发酵过程类似，都是由某种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导致的。后又指出葡萄酒的变质是由于微生物导致的。科赫通过区分炭疽杆菌与其他细菌，断定炭疽杆菌是牛羊炭疽病的唯一致病因，之后又提出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唯一致病因。他采用分离、用固态培养皿纯培养和接种纯结核杆菌的方法，揭示了证明结核杆菌和结核病因果关系的方法，即后来的“科赫法则”。

二、英法德赴埃霍乱调查团

由于批评英国船舶将霍乱从印度带到埃及的声浪日益高涨，英国政府不得不派遣时任印度军医总监亨特，率团赴埃及开展调查。但英国政府在开展调查之前就已持有特定立场：埃及的霍乱源自于印度缺乏证据支撑；检疫隔离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医学观察才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对亨特来讲，重要的是在埃及能够找到支持英国政府这一立场的证据，而不是相反。

亨特的调查结论支持了英国政府先前所持立场。亨特在提交给英国的最终报告中，对细菌致病理论进行了全面否定，霍乱近二十年来在埃及就没有彻底平息过，它是一种与埃及受污染的水、土和特定的大气环境有着密切关联的地方性流行病，而非英国船舶从印度带至埃及的接触性传染病。

亨特的调查报告突显出，科学事实可以被操控，以与学界共识相悖的方式支持政府的政策。这种操控与支持，不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最终都会牺牲掉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是生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决策者会为这项非科学决定付出更高的代价。

进入1870年代后，微生物致病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撑。在巴斯德看来，应该尝试着按这一理论来探究埃及霍乱的致病因，他猜测埃及霍乱是由微生物引发的。于是他提议法国派人参与埃及霍乱研究。但法国调查团的霍乱研究接二连三的受挫。很快，德国任命科赫率团赴埃及调查霍乱。

三、对霍乱致病因的不同解读

科赫在印度的调查发现了逗号状细菌，于是他认为逗号状细菌就是霍乱致病菌。但很快他就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承认逗号状细菌未必是霍乱的致病菌；要么承认“科赫法则”的致病菌认证标准有问题。科赫借鉴19世纪中期英国麻醉师斯诺运用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在加尔各答开始围绕饮用水展开了流行病学调查。他发现某地霍乱患者都从同一贮水池取水。科赫等人从这个受到污染的贮水池的水中观察到了逗号状细菌，并据此推定这个贮水池里的逗号状细菌和周边的霍乱疫情存在因果关系。

但佩滕科费尔和魏尔啸都不肯接受他的细菌致病说。佩滕科费尔认为细菌无法单独导致霍乱，魏尔啸则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

四、围绕霍乱检疫的政治博弈

1884年春，科赫得出逗号状细菌是霍乱的唯一致病菌的结论后，俾斯麦便以科赫的霍乱研究结论作为依据，在选举造势过程中大肆攻击英国纵容霍乱经由苏伊士运河传入欧洲。

这时的英国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及时指出科赫的逗号状细菌是霍乱的唯一致病因的理论破绽，德国极有可能基于这一理论游说欧陆国家，要求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上的通行船只采取检疫隔离措施，以降低霍乱从印度等地传入欧洲的风险。这意味着英国的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必将会受到重创。因此，英国早在1884年5月就开始协调派遣合适的人选前往印度核实科赫等人的研究发现，并查明霍乱的真正致病因。

1884年6月至1884年8月，埃及财政问题会议在伦敦举行。德国多次主张要将霍乱问题纳入会议议题。为此，双方外交官员在会议期间多次发生争执。

周程教授以霍乱以及霍乱致病因为线索，梳理了19世纪欧洲几个典型国家在应对霍乱开展的调查，以及对霍乱致病因的不同解读，展示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周程教授把一种疾病镶嵌在时代的背景之中，站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视角介绍了一部宏大的人类发展史，为我们破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弊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在互动环节，周程教授与参会的师生进行了精彩的探讨，并对参会师生的问题做了详尽而系统的解答，进一步深化了参会师生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与思考。整场报告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邓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