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雅欣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澳]杨理查著：《定义科学：威廉·惠威尔擘画英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向》

姚雅欣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5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礼拜堂前厅，陈列着六位最伟大三一学人的全身玉石雕像，位于北壁的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作为从培根、巴罗、牛顿到麦考利、丁尼生的承上启下者，曾在三一学院完整度过他的19世纪54载学术人生，他的墓碑、他的各类文存、以他名字命名的庭院，如他所愿永驻这里，持续启发层出不穷的后世之思。

图1-2-3 三一学院礼拜堂前厅惠威尔雕像-细部-地板嵌墓碑。这位剑桥大先生，元科学家，法拉第尊称“永远的先生”，德·摩根、达尔文、开尔文勋爵的大学业师，丁尼生眼中“像雄狮一样的先生”；这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神学博士-建筑史家-科学史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古典学家和诗人，同道公认的“这个时代最博学多识者”，毕生酷爱骑马和登山。

科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家与科史哲研究者的关系，以及由这四种要素构成的复合体与现代国家主流文化的关系，现已成为当代科学历史哲学（HPS）领域聚焦探究和实践探索的基本问题。若追溯其典型源头，需要回到200多年前的英国，威廉·惠威尔正在成长为开创性地制造并切实求解这些基本问题的元科学评论家。这个惠威尔为自己量身创制的终生职业定位，是他放弃精确科学研究转行元科学综合探讨的非常选择，更是对英国科学积弊进行改革的积极举措，尽管这条不蹈常规之路使惠威尔成为英国科学界顶端的另类人物，时代和历史却始终赋予他公认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界领军人物和知识界权势翘楚的地位。这对极具张力的基本评价，蕴含惠威尔具备多方面的广博卓识与矛盾特质，并且昭示——囿于单一学科认识其志业版图可能存在的困难偏狭和不易周备。

19世纪后叶，三位不同领域的新一代博学专家——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Peirce 1869）、数学家艾萨克·托德亨特（Todhunter 1876）、语言学家菲茨沃德·霍尔（Hall 1895）——分别对惠威尔元科学事业首次做出切中肯綮的认识、研究和辩护。这些博学专家开启的几种恰当解读，直到1990年前后，随着冷战结束与科学历史哲学（HPS）整体观念史研究成为主流，才得以接续新时代更切实精准的历史编纂学策略。惠威尔诞辰200周年之际，分别从基于历史的科学哲学、观念史这两个方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三部转型开新的惠威尔研究著作，前者由曼纳切姆·费什（Menachem Fisch）领衔重构，后者则由杨理查（Richard Yeo，1948-）独树一帜。

相较于科学哲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呈现的《威廉·惠威尔：一幅合成肖像》，对照更新一代科史哲研究者劳拉·斯奈德（Laura Snyder）出版的两部新著，30年后反观杨理查的著作《定义科学》，仍不失为独树一帜纵横博览的观念史佳作。因为他精准锁定研究基点——惠威尔开创的元科学评论家职业身份如何形成，并以此统领多元智识和事业成果持续塑造其职业身份的动态角色。杨理查之所以能别开生面，缘于他的偶然发现。1977年，他在悉尼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自然神学与英国知识哲学》，此前长期查阅19世纪英国自然神学文献过程中频现的名字“威廉·惠威尔”，虽然可以暂不关乎他的既定主题，却无法不唤起他转向探究的浓厚兴趣。这个博士论文副产品，使他开始就从自然神学和知识哲学争论的主场瞥见一位权重渐隆的主角，这恰恰切中惠威尔作为国教会神学博士的首要官方身份，及其开创元科学知识哲学的第一个人志业。

图4-5-6 杨理查-《定义科学》原版封面-“语境中的观念丛书”总序。澳大利亚格里夫斯大学文化与历史学院科学历史哲学专业荣休教授。著作广及17-19世纪科学的社会与智识思想史领域，主要研究议题包括自然神学、培根主义、科学权威性、以及威廉·惠威尔的科学事业。早年任教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尽管惠威尔作为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角色经常被论及，但正如他“为自己创造的科学批评家和评论者、仲裁者和立法者角色”之于各门科学的意义，在他身上，多种看似单独的分科角色皆融入“元科学评论家”核心角色作为思行指针。另一方面，惠威尔在剑桥从执掌皇家任命教席到升任三一学院院长（1841-66）和两届副校长（1842；1857），国家意识形态约束是进入这些学术要职的基本政治门槛。1825年，惠威尔在英国国教教堂接受加冕为圣公会牧师，这是担任剑桥学术职位的必备条件之一（同年任命他执掌矿物学教席），神学博士遂成为他毕生首要官方身份。相应地，惠威尔的职业生涯始终离不开探索——介于个人追求的元科学事业与国教容许的自然神学立场之间的科学-道德-社会-教育改革主题。

图7-8-9 惠威尔自然神学著作《桥水论天文学与普通物理学：参照自然神学思考》（1833）-《论世界多样性》（1853）-威廉·惠威尔神学博士肖像画（萨缪尔·劳伦斯布面油画）

杨理查明智地认识到，用悖谬时代的方式将惠威尔的通盘事业纳入狭隘失当的科学哲学和历史框架中关注充满危险。相反，他引入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帝国对分裂的焦虑、智者对改革的诉求、以及快速成长的公共话语领域，研究惠威尔定义科学的努力及其知识哲学在更广阔制度语境中的互动角色。鉴于选题构思独特性，这项研究特意摆脱传统传记对生平业绩的描述，只在追溯某些观念所系个人历史情境时，援引精要传记资料为证。昆廷·斯金纳十分看重这部开创性研究，指出“观念史研究中存在多种至关重要的语境，特别是社会、政治和‘个体’语境，通过在这些语境中考察这场争论获知甚多。若不进入这个充满争论的社会和政治语境，现在则不可能理解密尔与惠威尔各自阐述其立场的真正动机。”《定义科学》首版收入斯金纳主编《观念史丛书》，1994年获澳大利亚国家历史学会“汉考克奖”。

本书依据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平装本《定义科学：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威廉·惠威尔、自然知识与公共争论》译出，中文书名将副标题凝练为《定义科学：威廉·惠威尔擘画英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向》。作者深味研究对象及其时代充满“反题”和争论蓬勃的宽广气质，全书文思精深视野广博提纲挈领，酷似一部精炼的多用途观念工具书，颇具导读实用功能，引领读者从宗教、政治、帝国、媒体等多视角深入英国19世纪科学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区和深水区。

惠威尔活跃时代与晚清中国已然开启密切互动关系。惠威尔编纂的首部教科书《初等力学教程》（1819），缘于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艾约瑟1852年向李善兰竭诚推荐并合作翻译，1859年首次以胡威立著《重学》为名刊印中文版。《重学》底本考证问题成为当今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个焦点。对照关注“生成-演化整体语境”的观念史研究，通过沟通惠威尔早期出版的三部力学教科书和相关笔记手稿，费什证实正是通过这类活动，惠威尔“初次遇到科学并且将它当成一个研究对象”，作为他日后撰写两部重要著作的先导，因为《归纳科学的哲学》处理的那些哲学问题早已记录在他的早期文献中。显然，1991年以来惠威尔研究的根本转向——材料方面，沟通著作之间、著作与笔记手稿信件等各类档案之间的全链证据；认识方面，革除孤立看待科学历史与科学哲学、单丝独线解析一人一著的沉疴——已将我们带入融贯科史哲进行整体性观念探源的新境界。

图10-11-12 艾约瑟—清代汉译本胡威立著《重学》书影

本书出版适逢惠威尔诞辰230周年及其创制“科学家”名称190周年之际。在惠威尔创制多种科学术语的成就中，1834年论证创制“科学家”（scientist）一词具有最深广持久的全球影响，吊诡的是，它历经百年磨难最后才在原生国顺势接受。作为新称呼，它直接挑战英国科学共同体以“自然哲学家”“科学先生”为代表的传统身份认同；作为新词，它并未遵循拉丁语和英语构词法某些规范教条；前者固守派以后者为理由发起激烈拒斥之声，甚至60多年后争论主场转移美国并成为媒体焦点论题。1895年，菲茨沃德·霍尔（Fitzedward Hall，1825-1901），博学多能的梵语和英语语言学家和《新英语辞典》功勋主编，以他30多年来从英国报刊上搜集的诋毁该词实例作为证据，基于与其他已得到充分接受的词的构造法进行类比，用三个理由证明“科学家”构词的合理性，并援引英国流行的兰德《假想对话录》的经典语言学方式，生动反讽地模拟呈现坚定反对派赫胥黎教授与惠威尔博士影子的一段争论式对话。霍尔以七旬之龄倾尽全力对该词与惠威尔创词本意的辩护，彻底使长期因循狭隘构词规则曲解“科学家”一词的言论归于沉寂（中文版附录）。

面对近年日益丰富的关于惠威尔的案例式研究成果，我们不禁会问，这个厚重主题可能的未来研究方向何在？对于这个见仁见智的开放问题，译者深感史蒂夫·富勒打通最近150年科学历史哲学展开溯源比较的视野最具深远性、批判性和可争论性，因此专门邀请这位政治导向的社会认识论家撰写中文版导论。富勒始终心怀“一定让中国读者满意”的真诚，用全新思路再开新境奉献万言导论。如今围绕惠威尔展开的丰富论题，正在为当代科学历史哲学和社会认识论事业提供反思之镜与基本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