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邀请，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于2018年6月14日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中国科学与文明：李约瑟及其知识遗产”的专题报告。报告由厚宇德教授主持，山西大学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报告围绕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项目、李约瑟的知识遗产以及李约瑟研究所的使命与践行三部分内容展开。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梅教授讲述了李约瑟与中国的结缘和《中国科学与文明》项目工作开展的历史过程。从李约瑟的儿童时代伊始，展示了其青年时代、大学时代、婚姻生活、博士学位获取以及1941年获得皇家科学院院士称号的进程。李约瑟与中国结缘深受鲁桂珍的影响，何丙郁先生曾说到：“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只在生物化学领域有一个Joseph Needham”。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驱使下，1943年李约瑟抵达中国开始访问，并在重庆创办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在各地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将中国传统科技一一记录下来。1946年，李约瑟在巴黎进行了一场名为“Chinese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演讲，而在此之前的1943年5月，李约瑟已经在中国草拟了《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写作提纲，提纲中就产生了现在被学界热议的“李约瑟问题”。到1948年，李约瑟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书稿项目题纲寄给出版社并收到了接受的回复邮件，在书稿完成的过程中，李约瑟认为仅用一本书的体量无法写尽中国科技史的全部内容，因此与出版社商量出版为系列丛书。1951年，《中国科学与文明》丛书项目形成。自此之后，从1954年丛书的第一卷正式出版，到陆续完成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物理学、机械工程等一系列后期的丛书写作，《中国科学与文明》丛书到现在为止都在继续补充编撰之中。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梅教授讨论了李约瑟知识遗产、“比较文明史”与“整体文明观”。李约瑟知识遗产的概念提出是源于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其中常年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企业家提出2015年是李约瑟先生去世20周年，鉴于李约瑟对现世的影响以及对东亚科技史研究的贡献，提出举办纪念李约瑟先生的活动，由此产生了“李约瑟知识遗产”的概念。2015年7月4日，“李约瑟知识遗产”学术研讨会举行。梅教授对会议内容进行了介绍，并重点讲述了诸多国内外学者对李约瑟的相关研究。梅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强调了“比较文明史”的意义，以其18、19世纪欧洲生产的白铜器研究为例，阐述了中西方白铜器的生产过程与相互关系。白铜器的早起研究以中国为主，梅教授亲赴云南四川白铜冶炼地，从地方志中查出白铜的冶炼过程，最后经过样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1994年，梅教授到剑桥后，扩大了研究的视野，认为比较中国白铜器与欧洲白铜器不能光研究技术与产品，要研究物品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梅教授认为：“做文明的比较是需要大范围，大尺度的比较，光看技术不会得到这种认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上，除了看到中国社会的材料传入欧洲后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也要结合欧洲的工业化进程以及社会需求，看物品对社会冶炼工业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应当从中西文明的对比里，认识自身文明的进步与缺陷。”李约瑟的文明整体观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没有人可以垄断的，要重视非西方的，非欧洲的文明的贡献。李约瑟用百川归海形容现代科学的发展，认为人类的文明必将融合归一。用普世情怀强调中国的大同世界，认为不同的文明要强调和谐共存，进行国际性的科学文化合作。梅教授认为：“李约瑟的判断是基于未来的，西方机械性的观念也应与中国有机论相互结合。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东西，需要大范围，长时间段的比较，要尊重多元文化，承认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多样性。”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梅教授对李约瑟研究所的使命与践行做了细致的介绍。希望通过研究，出版和与公众的互动，来增强公众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科学成就的认知。梅教授回顾并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的建成过程，从李约瑟先生将书籍装入卡车车厢到存放于出租房内，而后为了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收藏，70年代着手建设一个研究所式的图书馆，终于在多方募款支持下建成研究所。梅建军所长深情地说：李约瑟研究所是李约瑟先生“为未来而建的”，是属于年轻学者的地方！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梅教授对部分师生提出的有关李约瑟、王铃等科技史家的研究与资料问题，中国古代青铜器锻造技艺问题，佛教科技史研究问题以及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科技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专业详细的回答。

供稿人：袁紫玉

摄   影：杨东东

编   辑：王   坚